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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延安追寻
发布时间:2019-09-23 14:07:59   点击数:

徐锦庚

 

如果问,什么地方,能让你追旅思、照无眠、举头望、低头想?答案会不约而同:故乡。

是的,每个人都有故乡,那是自己的灵魂安放处。

我的故乡在江南。然而,我的灵魂,却安放在黄土高原。那里有条河,河畔有座山,山上有尊塔——延河水,宝塔山,魂牵梦萦是延安。

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。千声万声呼唤你,母亲延安就在这里……”每次吟诵《回延安》,都让我荡气回肠、心驰神往。

也许有人不解,这哪是你的故乡?是的,这是我的“故乡”—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乡,而我,是其中一分子。

金秋时节,我终于如愿以偿,踏上寻根之旅。

 

到达那天,行李甫卸,我就迫不及待,打车直奔宝塔山。当宝塔映入眼帘,我感慨万千:宝塔山哟,宝塔山,在我心里,您已矗立久矣!

车轮滚动,每一步都碾着历史,碾着红色的记忆:凤凰山,杨家岭;枣园,王家坪;清凉山,南泥湾……这些红色名称,数十年来烂熟于胸。如今,真真切切的它们,犹如宽厚长者,张开臂膀,将我拥在怀里。我似朝圣信徒,恨不得匍匐在地。

我在纪念馆里伫立、在革命旧址倘佯、在宝塔山上宣誓、在四八陵园瞻仰,苦苦追寻精神密码。灵魂,在追寻中荡涤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……老一辈革命家音容宛在,懿德拂面,仿佛穿越时空,迎面款款走来。

印象最深的,是毛泽东的两次“挨骂”、一次被“讥”。巧的是,两次“挨骂”,都与雷有关。

1941年6月3日,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,突然电闪雷鸣,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。同一天,一个农民的毛驴也被雷劈死。这个农民说,老天爷不开眼,响雷把县长劈死了,咋不劈死毛泽东?保卫部门视其为反革命事件,要追查严惩。毛泽东立即制止:“群众发牢骚,有意见,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你们倒是应该调查,老百姓为什么骂我们?”

调查结果是:由于边区军政人员多,公粮征收任务重,一年要征20万石,老百姓不堪负担,产生不满情绪。

毛泽东触动很大,说不能再这样办了,决定把公粮减为16万石。同时,开展大生产运动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;实行精兵简政,减轻群众负担。

不久,清涧县农民耕地时,也被雷电击死。其妻伍兰花呼天抢地,竟大骂“共产党黑暗”、“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”,被押至延安,欲予严惩。毛泽东闻讯,让人带来伍氏,亲自问话。

伍氏后悔不迭,痛哭流涕:“毛主席,咱不好哩,咱不应该骂政府哩,咱犯了大罪嘛,您就枪毙咱。”

毛泽东说:“妹子,你不用难过嘛,我们不会枪毙你。老百姓有具体困难,不予解决该挨骂嘛。你要对我讲真心话,究竟有什么困难,才骂政府呀?”

伍氏说,共产党来后,她家有了五亩地。头两年还好,吃不完。这两年,当官的都不管死活,要公粮还骂人。她有三个娃、一个瘫痪娘,男人走后,顶梁柱没了,所以骂政府。

毛泽东心情沉重,命令手下:马上放人,派专人送她回家,带上公文,讲明她没有罪过,是个敢讲真话的好同志,要向她赔礼道歉,要对她家特殊照顾;对这次捕人甚至枉杀无辜,要作出深刻反省,对各级官员进行一次审查,不胜任的,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,统统撤下来!

两次“挨骂”,虽然被毛泽东妙手回春,但也给我们警示:党和政府必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,绝不能与百姓争利。

“讥笑”毛泽东的,是美国记者斯诺。初次见面时,毛泽东坐在昏暗窑洞里,家陡四壁,裤子打着补丁,但说话充满自信,连将来共产党掌握中国政权后,如何同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,如何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,为中国人民谋利益都想到了。斯诺暗自好笑,心想,你只有少数装备极差的军队,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,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,竟然异想天开,比印度甘地想以“爱的力量”征服英国人更幼稚。

毛泽东是异想天开吗?显然不是,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、对党的道路和制度的自信。后来,他的预言大多成真,斯诺心悦诚服,称他是“窑洞里的预言家”。正是从这群打着补丁的人身上,斯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。

毛泽东率领弱小的红军,为什么能在荒凉贫瘠的地方站住脚跟?为什么会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?斯诺经过多年观察,得出结论:因为共产党给穷苦人民谋利益,老百姓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。

斯诺可谓一语中的。

 

凤凰山下,有孔简陋窑洞,毛泽东曾栖身于此。一部鸿篇巨著,就在这里诞生。

1938年5月,毛泽东连续数日伏案疾书。警卫员翟作军回忆:“两天两夜,主席没有睡觉,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,写呀写的。实在太累太困时,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,洗洗脸,清醒清醒,又继续写。饭吃得很少,脸色也不好看。”

写到第八九天,半夜,毛泽东把翟作军叫去,交给他一卷东西,嘱其送到清凉山,给解放社。三天后,解放社送来校样,主席手不释卷,不分昼夜,反复修改。

过了些日子,《论持久战》横空出世,意义非凡:论证抗战规律,阐明抗战道路,批判错误认识,坚定必胜信心。字里行间,闪耀着人民战争的光芒: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”。它告诫人们:人民群众,是真正的铜墙铁壁;民心向背,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。

毛泽东的群众观,在延安逐渐成熟。他说:“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,共产党是鱼,老百姓是水;水里可以没有鱼,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!”外出散步时,只要遇到老农、羊倌、小商贩、赶车人等,他都主动招呼,询问生产生活情况。他常说,别看农民手上有牛屎,他们的心灵是最干净的。

1944年9月,战士张思德因公牺牲,毛泽东亲致悼词,明确提出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次年,党的七大召开,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首次写进党章,成为党的根本宗旨。

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,老百姓拥护吗?听一听《东方红》,你就明白了。

1942年冬天,薛县(今佳县)农民歌手李有源,挑着柴禾进城卖。此时,吕梁山上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照亮了黄土高原,也照得他浑身暖洋洋。于是,几句秧歌词脱口而出: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他为人民谋生存,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……”

这首歌曲,将毛泽东、共产党和人民,完整地融为一体,唱出了人民的心声,唱出了人民的情感,迅速流传。在传唱中,歌词不断完善,“谋生存”改为“谋幸福”。

从“生存”,到“幸福”,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定位:不仅要为人民谋生存,更要为人民谋幸福。《东方红》岂止是颂歌,它也是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,是共产党人的初心。

然而,随着历史的演变,这份承诺会放弃吗?这份初心会淡忘吗?人们有理由疑虑。几位西方记者离开延安后,向宋美龄颂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、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。她回答,“如果你们讲的是真的,那我只能说,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”。这话值得我们深思。当革命党变执政党时,是否还能永葆初心?这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。

1945年7月,6位民主人士应邀访延。在杨家岭毛泽东窑洞里,黄炎培直言不讳:真所谓“其兴也勃焉”,“其亡也忽焉”,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政党、一地方,乃至一国,不少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起时,都是艰难困苦、聚精会神,没有一事不用心,没有一人不卖力,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,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、气象一新。乃至环境渐渐好转了,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时长久,自然地惰性发作,由少数演为多数,到风气养成,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,并且无法补救。一部历史,或政怠宦成,或人亡政息,或求荣取辱,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。……国民党初起时,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!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?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,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。

毛主席神色凝重:“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,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;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作此回答时,自信的毛主席,是否心存忧患?我们不得而知。令人欣慰的是,这条新路虽然布满荆棘,尽管曲折坎坷,但毛泽东的继任者,一直步履坚定。

 

出延安城,一路往东北。两行山脉,迤逦起伏,中间夹条高速公路。印象中的黄土高原,沟壑纵横,山荒岭秃。但眼之所及,梁梁峁峁,郁郁葱葱。细一打听,延安的森林覆盖率已达52.5%,植被覆盖率高达81.3%。

在《延安五日记》里,黄炎培这样描绘:“好像四面皆山,山壁上凿下无数的洞,洞的外形,上边是个半圆,下边是一画,无数无数个排列着,好像扩大的龙门佛像,却全是老百姓的家屋。”沿途,我睁圆眼睛,寻找这些“龙门佛像”。确实有不少,但大多掩映在蓬草杂树中,显然早已废弃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簇簇气派的楼房。

大约一小时,来到一个山坳。山坳狭窄,似乎伸手可触。一条旱沟,蜿蜒而上,看不到一汪水。两侧山峁,峭如斧削,灌木稀疏,徒手攀登也难。半个世纪前,正是这贫瘠的小村,以温暖的胸怀,接纳了一个落难少年。那时,少年只有15岁,带着迷惘,从京城而来。

在苦难岁月里,少年先是彷徨逃避,继而身心融入,连过跳蚤、饮食、生活、劳动、思想五关。上山放羊,他揣着书,把羊圈在山坡,摊开书本,如饥似渴;锄地休息,他掏出《新华字典》,默记一字多义,点滴积累。少年长成青年,从故纸堆里汲取营养,从乡亲身上获得力量,八次申请入团,十次申请入党,百折不挠,坚韧不拔,一步一脚印,最终成为全村主心骨,带领乡亲挥锄扬锹,建沼气池、办铁业社、打淤地坝。

七年后,22岁的他离开时,目光坚毅,方向明确,目标坚定,自信满满。梁家河成为他精神升华的起点,他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。

四十多年后,2015年9月,已是泱泱大国领袖的习近平,在访美时回忆:“那时候,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、睡在土炕上,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,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,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……我很期盼的一件事,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,并且经常吃上肉。”

同年10月,习近平在访英时说:“年轻的我,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,不断思考着‘生存还是毁灭’的问题,最后我立下为祖国、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。”

几多牵挂,几多深情,几多担当,几多作为。为让群众“经常吃上肉”,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,殚精竭虑,先后50多次深入贫困地区,看真贫、访真苦、讲政策、谋发展。2012年,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。到去年,减少到1660万,累计减少8239万,贫困发生率由10.2%降至1.7%。脱贫攻坚力度之大、规模之广、影响之深,前所未有,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壮丽篇章。在梁家河播下的为民种子,最终长成参天大树。

昨天的成功,并不代表今后永远成功;过去的辉煌,并不意味未来永远辉煌。阅尽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,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:“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、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,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、敬终如始不容易,承平时期严以治吏、防腐戒奢不容易,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、顺应民心不容易。”

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•韦伯,曾给政治领袖定义:“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,必须具备三种素质: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;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;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。”

从梁家河走出去的习近平,正是这样一位杰出领袖。

我分明看到,一串脚印,清晰而坚实,从延安通往梁家河,又从梁家河通往北京、正定、福建、浙江、上海,直至中南海,遍布神州大地……

(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9年第8期厅局级干部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学员,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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